我遇见‘龟头红肿’那天是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。
那是个好日子，出门前我特意看了日历，这一天本是我送大先生归西的日子。
大先生住的医院在法租界，医院自然也是法国人盖的。病房天棚拉得异常高，屋子里旷，说话、走路都有回声，我去时正赶上中午，外头大多护士医生都午休去了，走廊里站岗的全是穿黑色短打布衫的小伙子。
来之前，小刀建议我往点滴瓶里头扎一管吗啡，大嫂说直接用枕头盖死大先生……说到底都他妈的怪我下毒没下明白，但谁能料到这老鸡巴登中了氰化钾还能救回来？
我的手心渗出一层微微凉的汗。
套间病房，从门厅到真正的病房有一段很窄的过道。过道采光差劲，霉斑从墙角爬下了地板，眼瞅着就差爬到人身上来了。
从拐角出来，光毫无预兆地变得极亮。白色的病床上，大先生安安静静地躺着，氧气罩上呼嗒呼嗒铺了一层哈气，退下去，再铺上来，再退。
高档医院是没有消毒水香味儿的。
我站到病床前，他便抽筋似的想要拧脖子来看我。
还是要寒暄两句的，我挺胸抬头直了直背，再次低头刚要吱声，大先生忽然猛地弹了一下，同时我听见‘嗑’的一声，像啄木鸟磕树干的动静儿。
我的话没说出口，牙齿差点咬了舌头——大先生的眉心多出一个血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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